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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近百億字的家國記憶凝聚人心

    作者:張國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2022年06月28日

    2020年6月24日,烏魯木齊,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協文史館,工作人員正在補充圖書。人民視覺供圖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國

    在迄今37年的政協委員履職生涯里,全國政協常委馬志偉尤為難忘一個時刻:2017年起,全國中小學教科書里“八年抗戰”的概念,被“十四年抗戰”所取代。

    馬志偉是長期為此呼吁的建言者之一。他的祖父是1931年在黑龍江領導“江橋抗戰”的抗日愛國將領馬占山,那場戰役打響了中國武裝抗日的第一槍。

    最初,馬志偉是從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里了解到祖父生平的。馬占山將軍病逝于1950年。據馬志偉回憶,1960年政協《文史資料選輯》中,就收集了江橋抗戰史料。1985年,他擔任青海省政協委員,接觸到這些資料,由此開啟了“探尋祖輩抗戰歷史的歷程”。

    周恩來發起的搶救工程

    馬志偉在省政協的第一份提案,即與“十四年抗戰”有關。由于“八年抗戰”說法根深蒂固,他的建議一度被認為是無稽之談。從1960年那份令他心懷感激的記錄出發,他花了很多時間,尋訪東北抗戰親歷者。他對記者解釋,自己強烈地感到,如果不把那六年抗戰史展現出來,“對不起(當年)三千萬東北父老”。另一方面,身為馬占山將軍的后人,他“于公于私”,都覺得對先人懷有責任。他拜訪過黑龍江省原省長陳雷及其夫人李敏,他們都參加過東北抗日聯軍,也持續通過政協提案等渠道,呼吁將東北六年抗戰寫入抗戰史。

    等到“抗戰十四年”被寫入教科書,陳雷已經故去,馬志偉與李敏聚首,激動不已。他說,在建議落地的過程中,“很多方面都在起作用”,個人的力量是微薄的。

    “這件事觸動我的是,以文史資政,我們可以做很多工作。”馬志偉說。

    他所在的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近年開展了對東北抗戰史料的搶救性整理,各地發現的抗戰史料,填補了歷史的空白;曾在歷史中沉睡的江橋抗戰紀念地,也已被定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

    不過,年近七旬的馬志偉說,由于東北抗戰的分散性、艱難性,很多愛國壯舉不為人知,仍需搶救性挖掘。他仍在為之努力。

    “搶救”記憶,是政協文史資料自誕生以來就一直承擔的使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年之際,時任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倡導發起了這項工作。他在一次茶話會上號召60歲以上的政協委員把自己的知識和經驗留給后人。他舉例說,五四運動才過了40年,“那時候的事情現在的青年們已經不大了解了,對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的情況他們就更不熟悉了”。“有些東西不趕快記載下來就會消失。”

    這次談話,是人民政協大規模征集、整理和出版文史資料的開端。根據估計,截至2022年,各級政協已征集到文史資料近百億字,它們從不同角度和層面記錄了近代以來的中國。

    允許“多說并存”

    上百億個方塊字里蘊藏著幾代國人的家國記憶:開國大典、兩彈一星、改革開放、港澳回歸、三峽移民、脫貧攻堅、新冠肺炎疫情……

    “政協文史資料不僅是一種重要的歷史文獻,更由于它的統戰性和‘親歷、親見、親聞’特點,在‘存史、資政、團結、育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和作用。”6月23日-24日,在全國政協召開的文史工作座談會上,中國政協文史館館長劉華林說。

    這是全國政協時隔十年再次召開文史工作座談會,旨在讓這項工作在新時代得到加強和改進。重慶市政協主席王炯發言時說:“讓真實、深刻、生動的史料,匯聚為滋養心靈、凝聚共識的力量。”

    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全國政協原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卞晉平告訴記者,政協具有愛國統一戰線的廣泛性,這是政協文史資料的優勢所在。

    在有些方面,政協文史資料提供了最早的甚至是唯一的史料,發揮了“匡史書之誤,補檔案之缺,輔史學之證”的獨特作用。

    比如,多地政協完成的《侵華日軍暴行總錄》里,詳細記錄了施暴日軍的部隊番號、指揮官姓名等信息;《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則從“圍剿”一方的視角,為紅軍的長征回憶錄提供了佐證。

    20世紀80年代,政協推出過一套“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叢書,匯集抗日戰爭正面戰場史料。很多當事人及其家屬都曾表示贊賞和謝意。卞晉平赴臺灣交流時發現,國民黨中央也收藏了這套資料。

    撰寫戰爭親歷記時,黃維、楊伯濤這兩位原國民黨將領“吵得不可開交”,幾十年過后,他們踏勘從前的戰場,仍為當年的敗仗而爭執不休。

    “我們有個原則叫‘多說并存’。”卞晉平說,不同當事人對事情的描述不會全然一致,正如今日的網民因為站位不同,會對一件事情各執己見。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發刊詞就指出:“對于同一歷史事實而所述有出入的,也可以各存其是,不必強求一致。”

    周恩來當年要求,“有些朋友的觀點不一定正確,那可以共同研究,但先要把史料記載下來”。他還說過,“從最落后的到最先進的都要記載下來”。

    “允許多說并存,尊重歷史見證人從不同側面對歷史事件的表述”,寫入了2007年《政協全國委員會關于加強文史資料工作的意見》。這是首份以全國政協名義頒布的針對文史資料工作的文件。

    基于這種考慮,周恩來安排末代皇帝溥儀等首批獲得特赦的戰犯擔任政協文史專員。“公民溥儀”就此寫出了《我的前半生》。

    與溥儀同一批特赦的原國民黨高級將領杜聿明,以文史專員的身份,參與了眾多戰爭史料整理工作。他在病榻上留下遺囑說,計劃“撰寫抗日期間昆侖關、中緬印戰區等戰役之歷史資料,以供史學家之參考及后代教材之用”,深感時日無多,殊為遺憾。

    杜聿明病故后,為了向他致敬,楊伯濤等人為他編輯出版了一本傳記。杜聿明之女杜致禮及女婿楊振寧從美國寄信稱:“尊著《杜聿明將軍》是很好的傳記,其中許多軍事細節我們都不曾知道。我們十分感謝各位的認真的態度。”

    據卞晉平介紹,清末、民國當事人不斷減少,文史工作者想“把時間搶回來”,在此過程中,史料有過幾次“井噴”式增長。他分管文史工作后,一次去地下室查看資料,隨手抽出兩份,其中一份就是溥儀的手稿。如今,這些資料都已逐一登記,制成電子檔案。

    世紀之交,各地政協協同清理“庫存”,出版了一套《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約3500萬字,留下了4000多人的記憶。

    其中一份記憶,屬于原國民黨將領范漢杰。他1964年撰寫的文章里,記錄了蔣介石密令他去送信,進而發動全面內戰的過程。蔣介石去了臺灣,幾十年里,這個細節一直靜靜地躲在中國大陸的某間庫房里。

    征集來的資料中有時也有偽作。一位作者自稱參加過武昌起義,親自從床底搜出了黎元洪,不過,這篇“史料”沒有通過核查——政協文史資料,會接受一番比較嚴格的考證。

    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編劇王興東當過多屆全國政協委員,他認為,政協文史資料具有獨特的資源優勢,內容豐富,“親歷、親見、親聞”,具有高度的可信性。他創作的《建國大業》和《辛亥革命》等影片,就是“激活”政協文史資料而產生的。

    王興東還記得,當年為了拍攝《辛亥革命》,中國臺灣影星趙文瑄和香港影星成龍都放下了手頭別的工作——被“激活”的過程中,政協文史資料再一次顯示了凝聚人心的作用。

    “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近幾年,針對大運河文化帶、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等重要的政協建言,都得益于對文史資料的“激活”。

    那些方塊字里,不僅有帝王將相,也有販夫走卒所經歷的國家變遷細節。一篇史料記載了抗日戰爭時期,陜西省一些獵戶起義占領縣城,宣布“建國”的經歷。那個“國”在亂世中存在了近一年之久。史料盡管出自一位小職員之手,但它稀有、重要,因而得到采用。

    “人民創造歷史,人民對歷史有發言權”,卞晉平對記者說。

    深圳市政協副主席田夫說,2014年起,深圳市政協開展《深圳口述史》征編工作,“把目光投向社會各個階層”,旨在以微觀事例見證宏觀大潮。

    站在新的“背景板”前

    宏觀來看,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政協文史工作的“背景板”變了。

    卞晉平說,政協文史資料征集重點,最初是從戊戌變法到新中國成立前的史料,后來逐漸延伸。現在,我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已近10年,在繼續廣泛征集改革開放史料的同時,應更多聚焦于新時代的重大題材之上。經過持續多年的“搶救”,政協文史工作已經可以做到“與時代同向同行”。

    他在全國政協文史工作座談會上說,文史資料的性質決定了它只能是一代人寫一代事,當代人寫當代事,而不能隔代相求。

    “搞歷史的不能跟著時代跑,但是搞文史的必須跟著時代跑。”他對記者解釋。

    此次座談會上,與會代表重點介紹了近十年的進展。比如,2021年,全國政協啟動編纂“政協文史‘親歷、親見、親聞’文庫”,首卷《辛亥革命》卷已經出版。擔任顧問的中共中央原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評價,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策。他認為,近百億字的政協文史資料,是極為寶貴的財富,對準確保留原汁原味的近現代歷史發揮了重要作用,是全國政協對中國歷史乃至中華文明作出的重要貢獻。

    全國政協還持續推進少數民族百年實錄征編,已有35個少數民族完成百年實錄,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雷桂龍介紹,僅《藏族百年實錄》就征集800余萬字史料,展現了100年來藏族從封建農奴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跨越。

    民革中央副主席王紅介紹,中共十八大以來,民革中央首次開展了民革前輩史料采集工作,“搶救”性采集227名民革前輩、時長16000多分鐘的全高清視頻,讓史料進入到高清影像時代。

    影響青年,是政協文史工作的重要初衷。1983年,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在政協文史資料工作會議上舉了個例子:周恩來當過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他的侄子侄女并不知道,在“文革”中聽說后,去向鄧穎超求證。“這給我們敲了警鐘,這是因為我們對他們缺少歷史的教育。”鄧穎超說。

    就在倡導“把知識和經驗留給后代”的那次茶話會上,周恩來說,“我如果有時間,也愿意寫點東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遺憾的是,他本人一直沒有時間去寫。這個遺憾,激勵著幾代文史工作者在不同時代與遺憾“賽跑”。每一代人都記得他的期待:“用歷史知識教育啟發后代”。

    今天,中國政協文史資料數據庫已經建立,能夠實現資源永續利用;不少地方政協開設了網上文史館,并擁抱互聯網,通過短視頻等方式,讓史料“走”下紙面,更加立體,吸引更多的青年。

    卞晉平認為,政協文史資料工作進入了一個最好的發展時期。每一階段的文史工作,都必須緊密追蹤和反映自己所處的時代,并且要走出去,借助新的形式影響青年。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駐會副主任胡紀源說,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以史為鑒、開創未來,“這對于加強和改進新時代文史工作,進一步發揮人民政協文史資料的社會作用,廣泛凝聚共識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此次全國政協文史工作座談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提出了“兩個轉變”:“推動政協文史工作從以搶救挖掘為主向搶救挖掘與做好經常性文史工作并重轉變,從重視史料征集向更加重視史料研究、利用轉變。”

    【責任編輯:陳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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